影响过李希贵校长的那些书……

我真正的学习生活是从读书开始的，我真正的教育人生也是从读书开始的。读书，使我顿悟了教育；教育，使我顿悟了人生。

到学校教书后，一本《掌握人性的管理》让我爱上了企业管理类著作。作者玛丽凯用她自己退休后二次创业的经历告诉我，什么才是成功的人生。有一句话可以作为该书的灵魂。她说：“每个人都渴望自己成为重要人物，管理的成功就在于使每一个人都感到自己重要。”我开始把玛丽凯“掌握人性”的实践在班级里实验，果然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我第一次感受到了书的力量。而在过去，我不过认为读书是读书、工作是工作罢了。

接下来，我读了松下幸之助的《经营人生的智慧》。老松下关于“松下公司主要是制造人才，兼而制造电器”的文化思考，在我初做校长的时候，帮了我的大忙。我甚至买了好多广告、摄影和建筑规划方面的书，当然也是因为喜欢，虽然这些书和我所从事的工作相去甚远，但后来我发现，在一些问题的处理上，有些念头竟然是来自这些看上去无用的画册，甚至罗素的哲学思考、约翰·基西克的《理解艺术》、热炉法则，都在我不自觉间教给我怎样生活、怎样思考、怎样教书。

在这里，我想再一次感谢苏霍姆林斯基，感谢他的《给教师的建议》，是它，第一次让我明白了什么是教育。苏霍姆林斯基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学生观，“老师的心目中不应该有坏学生，只应该有心理不健康的学生”，给了我非常大的启发。一个教师不仅应该热爱学生，还要学会热爱学生，更要有爱的艺术，这是他在书中潜移默化地教给我的最重要的东西。

林清玄、张晓风、余光中、刘墉几位作家也是我感兴趣的，我把他们排在一起，是因为在我眼里，他们属于给我相同影响的一类作家。

第一次读林清玄散文的时候，其细腻、真切的笔调，生动、感人的情愫，让我毫不犹豫地把他和女作家连在了一起。而张晓风白描中的厚重、平淡中的哲理，常使我暂时抛开尘世而遐思无限。接下来，一气读下去，便有了余光中和刘墉。每每读来，我几乎都在感叹：久违了，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语言驾驭能力！

从这几位作家身上，我更加感受到了几千年古典文学的力量。没有传统文化的熏陶，就不可能有真正属于自己的风格，也不可能有真正的现代文化，任何对过去文化的否定往往都和浅薄、无知连在一起。说起他们对我的影响，恐怕在语文教改的指导思想上要更大一些。他们让我明白，在中小学语文课堂上，古典文学的分量不可减轻。这在当时是有争议的。幸好新的课程标准出来，替我解了围。

我在公开的文字中或私下的场合里都曾不遗余力地推荐过《中国人的道德前景》——这本书到现在还没有真正引起人们的重视。与其说它对我产生了影响，倒不如说它说出了压在我心底的想法。

我们的时代已经把青少年的思想“平铺在地上”，使他们变得越来越现实、越来越讲究实际，而我们的教育却依然在天上飘来飘去。青少年迫切需要的你不给他，你一定要给他的他却并不买账，问题不就来了吗？这本书告诉你如何把握人们的思想脉搏，讲了一些实实在在、明明白白，又言之有理、情有所依的道理，可能对拉近我们和青少年的距离非常有益。

时代在变，社会亦在变，而我们的道德前景却没有得到很好的调整，教育者的责任显得十分重大。

在这里我不能不提到杜威和他的《民主主义与教育》。我真正理解《民主主义与教育》是在新课程实施之后。杜威对思维能力培养的认识提醒我越来越重视思维在课堂教学中的地位。同时，孩子们应该“从做中学”，思维发生于行动之中，没有某种思维的因素就不可能产生有意义的经验。思维起于不确定的有问题的情境，要培养思维能力，首先要提供合适的情境，而经验、活动课程恰恰能提供这种情境，儿童在这种情境中能产生自己的问题。这样一些理解，深化了我们对教学的理解，使我们能够把教学放在一个更广阔的空间去实现。当然，杜威以一个哲学家深邃的目光，对教育乃至于对人生的审视，都可以引发我们反思。

再后来，我又回到了原来没有读懂的书上，包括尼采、卢梭、叔本华等。我进一步明白了，教育本来挺简单，只是我们人为地把它搞复杂了。把孩子们当作活生生的人来看待，让校园里充满民主、平等的氛围，让老师、学生在校园里自由呼吸，教育就不会有多少问题。

“人们所看到的，都是他能看到的；人们所听到的，都是他能听懂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读书大概就是让我有了能够看到一些什么的可能，有了能够听懂一些什么的基础罢了。

这，也就够了。